桂阳县撤县设市命名应传承历史文脉
池福民
撤县设市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县人民群众多年来迫切的愿望，对推动县域经济加快转型发展和城镇建设无疑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桂阳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经济腾飞和大发展大繁荣，依次是唐代、宋代及改革开放后的近10年至今，现在桂阳又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撤县设市。
千年古郡“桂阳”这个响亮的地名已被国人铭记于心。桂阳人民热爱家乡的情感深深扎根于这遍热土。他们已经习惯于称为桂阳人，并以此为荣。中国人奉行“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更名为“桂兴市”显然难以接受。如果更名不妥，将事与愿违，徒劳无功，引起民怨。所以撤县设市的命名工作至关重要，据民情民意反映桂阳易名“桂兴市”有违民愿，理由如下：
一、 文脉是城市的记忆，桂阳地名是一张历史名片
桂阳从远古走来，桂阳人的始祖在旧石器时代（约20万年前）就在樟木乡上龙泉村岩洞生活，骨锥制作的原始缝衣针证明了桂阳是我省最早就有人类活动的地方。他们顽强地征服困难，改造自身，创造出灿烂的远古文化。
银河乡三都村千家坪遗址壕沟的确认与揭示，不仅填补了湘江上游新石器时代（距今约6000年左右）聚落遗址壕沟发现的空白，而且大大提升了遗址自身的研究价值，拓展了南岭地带新石器时代聚落研究的空间。遗址的发现入围“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候选名单”。
千家坪遗址出土的陶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演变过程中，桂阳这个古老的城市曾被冠以“楚南名区”、“汉初古郡”、“八宝之地”的美誉。千百年来行政治所名称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需要而不断变化着；汉唐以来桂阳一直是郡、监、军、路、府、州、县的治地，是南方重要的地方治所。期间汉代桂阳人蔡伦造纸及三国故事中的赵子龙计取桂阳，家喻户晓，影响到全国乃至世界，桂阳地名已成为无形资产。
二、以史为鉴以物为证以文化脉络寻根、沿用“桂阳”地名是历史的传承
由于长期以来本人对有关桂阳历史文物的关注和收藏，桂阳那厚重的历史让我深感震撼，现在用唐代以来的实物来佐证桂阳历史；唐宋以来，铜钱作为国家重要的货币在推动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桂阳是唐宋时期名符其实的铸币重镇，是一个聚宝盆，为唐宋时期的经济发展和政局稳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桂阳城市发展的渊源就是辉煌的矿冶史。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桂阳除生产当朝铜钱外，还生产了一种带有地方标识的会昌开元通宝小平背“桂”字铜钱，注定了桂阳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桂阳唐代生产的会昌开元通宝小平背“桂”字铜钱
明代嘉靖二十九年桂阳州黄沙坪造双龙钮铁钟
陈士杰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题赠的木匾，陈士杰(1825-1893) ，桂阳州（桂阳县泗州寨）人。 陈士杰为曾国藩最重要的心腹幕僚之一，历任兵部侍郎、浙江巡抚、山东巡抚，在清代的洋务、海防、河工、教育等方面都作出过贡献。
曹德赞于道光三年（1822年）题匾，曹德赞（1776—1853）桂阳州城关镇人。清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选庶吉士，协修国史，后任繁昌知县。道光中主持邑中鹿峰书院。
刘澍覃于咸丰庚申年（1860年）题匾，刘澍覃城关镇大北关人，清咸丰癸丑科（1853）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陈同治于道光戊子年（1828年）题匾，陈同治是循吏即“好官”，就是正史中记述的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道光初，桂阳知州陈同治恢复“朔望讲约”礼，又两赈饿民，他在官8年，家无余财。
四、传承历史文脉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城市历史文脉。桂阳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桂阳”之名称本身就是大品牌，可囊括史前文化、汉文化、唐宋文化、造纸术、冶炼采矿术、烤烟种植术、桂阳昆曲、历朝历代文人学士、英雄豪杰凝结成了城市丰碑。
回看历史，“桂阳”这个名词已经深深的融入了中国千百年文化之中，也深深的嵌入了中国人的记忆之中。将“桂阳县”更名为“桂阳市”或者“桂阳州市”是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尊重。如果不改市，桂阳一直沿用这个名称，桂阳还是存在，同音是历史造成的，《地名管理条例》条款要求；不应重名，并避免同音，我们并不重名，如果同音是历史造成的实在避免不了，应该可以变通。 如用“桂阳州市”名称，四字发音总明显区别“贵阳市”。《地名管理条例》并没有条款不能用州字，所以建议采用“桂阳州市”地名称呼，即尊重了历史，又合符条例要求。
我们的城市在进步的同时已经丢失了太多的东西，旧城改造已经毁掉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痕迹，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现在我们怎么能够留给后人一个被切断的历史，这需要我们更多的思考。审批部门也应尊重历史，顺应民意，这也是《地名管理条例》所要求的，应该使这次撤县设市成为全县人民欢欣鼓舞的一件大喜事，成为助推桂阳发展的动力。依托古郡文脉，创建历史文化名城。
作者是郴州市艺术收藏家协会主席
2015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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